第四节 贞 观 之 治

贞观之相，盛推房（玄龄）杜（如晦），然“求所以致之之绩，逮不可见”。（《新唐书·房杜列传赞》）考如晦作相，前后未及二载（贞观二、三年）。贞观二年，太宗谓房、杜曰，公为仆射，当为朕求访贤哲，比闻听受辞讼，日有数百，安能有暇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务皆付左右丞。（《贞观政要》三）三年，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唯觉阿旨顺情，若仅署诏敕，人谁不堪?自今有不便处，必须执言，无得畏默。（同上一）又八年，责玄龄等干问北门营造之事，玄龄拜谢，为魏徵所纠。（同上二）凡此数事，皆可反映房、杜相业之程度如何。唐柳芳有言：“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又《新书·长孙后传》载后曰：“玄龄久侍陛下，预奇计秘谋”，近人谓奇计秘谋指夺嫡，大约房、杜二人之得名，当指太宗在藩日参谋帷幄也。 贞观之治，有人以为太宗系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以求巩固统治权；简言之，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立论固无不合。然试检阅我国全部封建历史，凡手自创业或稍知民间疾苦之君主，未尝不多少注意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格言，民重君轻，只是一个大原则，究其如何能达到此目的，自有详细的条件，例如： （一）从谏如流 论守天下难易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政要》一）又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同上四）又曰：“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