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隋、唐之漕运

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所谓联系东南经济，主要在漕运，欲澈底了解此一问题，就须兼明隋、唐漕运之概况。自西汉承秦都关中，每岁漕山东、西粟百余万石以供京师。武帝时，因渭行困难，自长安引渭穿渠，经三百余里而至河，漕运益便利。（《史记》二九《平准书》）及南北分裂，北方本自给自足，隋开皇三年（五八三），于卫州（今浚县）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四年（《方舆纪要》五二作开皇元年非是），因渭水多沙，深浅不常，又命郭衍、宇文恺引渭水凿渠，起自大兴，东至潼关，锡名广通渠（《隋书》六一《郭衍传》作富民渠，当是避炀帝讳改）。平陈之后，始渐仰给东南。唐高祖、太宗时，水陆漕运，岁不过廿万石。旧制“河口”（即黄河通汴之口）置武牢仓（即虎牢），江南船不入黄河；巩县置洛口仓，黄河船不入洛；更有河阳、柏崖（属河阳，今孟县西）、太原（陕州）、永丰（渭河口）、渭南诸仓，节级取便，水通利则随近运转，否则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生隐盗，（《元和志》五）是为接运办法。洎人口渐繁，转输益巨，《伯玉集》八称：“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似武后初期洛阳以东，已改用直运。直运之法，江、淮租船岁以二月至扬州，四月始度淮入汴河，常苦水浅。六七月至“河口”，河水方涨，又须待八九月水落，乃得上河入洛以输入洛阳含嘉仓，耗时实多；且江南人不习黄河，转雇河师、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