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高、玄二宗频幸东都及武后长期留居之问题

隋炀居留东都之时间，比长安为多，已见《隋史》十一节。入唐后，太宗三幸洛阳，皆别有目标： 第一次 贞观十一年 为狩猎而往 第二次 十五年 为赴太原及拟封泰山 第三次 十九年 为征高丽 陈寅恪对此问题，曾有“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之论，并引二事为例： （一）隋文开皇十四年八月，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十五年三月，还京师。 （二）唐中宗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群臣多请幸东都，韦后不乐东迁，设法阻之。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耶?乃止。（《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四六—一四七页） 隋、唐时关中经济供给，有时确处于窘乏状况，固自不误。全汉升演其意，因谓高宗长期幸洛，主要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洛阳的经济地位，在当日变为非常重要，“当日军事政治重心东移以后，因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济重心取得密切连系的结果，偌大的帝国便名符其实的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因此，由于太宗努力而提高的帝国的威望，自高宗以后，大体上仍能维系而不坠，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唐宋帝国与运河》二〇及二八页）然高宗以后之幸洛，有时实与隋炀无异，非统出于经济动机。至谓东幸为李唐国势不坠之主因，试观高宗后半叶及武后全期对外之失败（参下十二节），其当否便自见之。 考高宗一代幸洛者七，第一次便改洛阳为东都，兹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