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袖去川

我是1932年春被派当《大公报》特派记者兼汉口办事处主任的，一去工作就是四足年，直到1935年底，才调赴上海，参加《大公报》上海版的筹备工作。 在这四年中，季鸾先生写给我指导工作或介绍信，不下数十封。他对工作很认真， 一旦我有出色的成就——如采得了“独家新闻”或写了有分量的通讯，他必亲笔来信表扬与鼓励。 政之先生1933年曾过汉赴广西参观。在汉逗留近旬日，我曾陪他去武昌访晤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氏，张曾设宴款待，以尽同乡之谊（张、胡均四川华阳人）。 那次他在汉口，还决定成立《大公报》湖北总分馆，订售报纸，兼营广告，并发售本馆及外版书刊。派我兼任经理。 1935年3月间，季鸾先生忽来汉口。我事先得通知，为他觅得汉口最宽敞的太平洋大旅社作为他的下榻之地。一年多不见（一年前，我曾赴津报告工作），他的华发似乎又增加一层灰色，精神也不似以前开朗。整天约他的在汉亲友叙谈，很少出去游玩。我问他要不要联系和张岳军等军政人员见面，他只摇手说：“不要去惊动人家，我此来只想休息一下。过几天，我还想入川一行。” 过了约半个月，他果然买轮船票赴重庆去了。过几天，我接到津友的信，才知道张、胡两先生对报馆前途采如何办法，意见有分歧，最后张先生拂袖出门了。因为从《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人心浮动，所谓“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书桌子了”。在这敌军铁蹄日益深入的形势下，季鸾先生主张早日将报馆迁到上海出版，否则，等敌军卡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