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开花

“非常时期”，对一个报馆也是一种考验，看你在全国读者中有没有威信，生不生根。有几家在上海极为畅销的、一向自以为畅销海内的报纸，一旦随国军的“战略转移”，搬到香港或汉口出版，不仅言论上引不起读者注意，营业上也无法独立，恰如一条一向在江湖里生长的淡水鱼，一旦放入大海，就无法呼吸和生存了。有一家辗转到香港、汉口出版，均不为读者所重视，最后不得不重回上海，也像《文汇报》一样，挂起外商牌子，仍在孤岛出版。有一家挟了孔财神的权势，运用他的特权和财力，勉强维持；但迄抗战末期，销数一直徘徊在二三千份，居于武汉及重庆各报的末位。所以，有几家“事前有先见之明”的上海大报，宁愿接受敌人的检查——上海国军撤离后，于12月13日公共租界公部局“总办”费信惇即发表谈话，要各报勿登“刺激”日军的新闻及言论，并声明同意日方的要求，所有华文报纸，都应事前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所以像《新闻报》《时报》这样发行很广的报纸，因接受日方检查，销数一落千丈。 原在天津也称一“霸”的《益世报》，也企图迁地为良，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抗战末期曾欲在香港出版，战后又有到新加坡出版的计划，都流产了。在这方面，应该说《大公报》是经受住这个考验的。抗战期间，它曾先后在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个地方出版，不仅都站住了，而且营业很快就列居首位。如抗战时的重庆版，发行高达九万多份，先后添置了十六架平版机，才得以赶印出来。当时它的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