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天津怀旧

《大公报》的第一个中共党员 去年深秋，我曾重游离别已四十八年的武汉，写了一组《武汉寻梦记》，陆续在《湖北日报》刊载。 按年序排列，北京是我进大学、开始跨进新闻界大门的地方，应是第二故乡。1929年到天津《大公报》工作，安家落户逾两年半，跟张季鸾、胡政之先生学习，仿佛艺徒正式坐科班，学采访、编辑，学写作评论，在这“富连成”中，生、旦、净、末、丑，唱、做、念、打，文武场，都打下了一点根底。又值那时正在“九一八”前后，中国开始国难深重，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国家正在萌发“否极泰来”的曙光。所以，天津虽是我的第三故乡，但我对它的感情却是特别浓郁。 从1951年曾在津小住半月后，也已暌离她老人家三十四年了！承友好们的邀约，将重游旧地。像小媳妇盼回娘家一样。这一阵，我已思绪起伏，难以平静。回到娘家，看到许多崭新的变化以后，会有写不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感念吧，那么，先把旧印象回忆清理出来，对我，也应是新旧对比的材料。 关于《大公报》和它的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巨头”，我在拙著《报海旧闻》等中已简易回忆过了。除此以外，最引起我怀念的是吴砚农同志。 他是我天津时代的老同事，那时，我当编辑，他当记者，都是“初出茅庐”。我初到天津时是二十二岁，他大概只有十六七岁。 再次相逢，则在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以后，我编要闻版，他从日本留学回来，任各地新闻版编辑。 他怎么离开天津到日本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