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目一新

新记《大公报》创刊那年——1926年，我恰好考进清华大学。我进的是新制第二班，每班学生八十名。另有旧制——留美预备班四个班尚未毕业。加上国学研究院有学生二三十人，一起算来，同学不过五六百人，偌大一个水木清华园，显得十分舒展、疏朗。第二院是一排排平房，其中辟有一学生阅报室，面积很大，中外文报纸相当齐全。同学们不必等待图书馆开门，随时可以去那里阅报。那时正值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北伐军已打到长江的时候。青年们特别关心瞬息变化的时局，只要不是上课时间，阅报室里总挤满了人。我是阅报久已成瘾的，自不必说。那时《京报》已没有邵飘萍生前那股生气。《晨报》也像梁任公先生一样，有点“与世两忘”的样子。《世界日报》较活泼，但在恐怖的气氛下（邵飘萍、林白水被杀未久），也登不出什么新消息。大家不得不看《顺天时报》和天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尽管看时就感到一种屈辱，伤了民族的自尊心。 开学刚几天，我看到每至午饭后，总有一大堆人挤着看一份报纸。后来，索性有人把这份报纸挂在中央，以便每张两面都可让人挤着看。那时，我才知道是天津新复刊的《大公报》。那天晚上，连忙去图书馆借了前几天的报纸细细阅读。 掀开版面，就感到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清新之气扑面而来。三、四版全是重要新闻——综合国内外的，没有广告，新闻一般是老五号字（那时所有报纸还没有采用新五号字），头条新闻重要句、段夹排三号字。编排参差错落，不像别的报纸那样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