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案

《大公报》决定于1936年春天出上海版，胡政之先生早日就写信给我：“望及早将武汉公私事项清了，拟借重新工作，盼于年底前到沪。沪上房子紧张，尊眷是否先送保定安置。” 我尽快做好如期报到的准备工作，一切硬行李都准备不带，留下交给接替我工作的汪松年兄；有一架刚时兴的收音机，是菲力浦牌的（当时无线电收音机刚流行），我很心爱，也狠心留下了，以便轻装简从，早日能到达上海。 这在《大公报》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关系到张、胡两位之间曾经展开的难以调和的“结”。远在长城战役以后，日寇势力着着紧逼。真如学生们说的：“华北虽大，已不容安放一张书桌了！”季鸾先生即提出《大公报》应早日搬迁南下，否则，事事紧逼，虽有说话的余地，“悔之晚矣！”政之先生则从营业观点出发，认为离津迁沪，无异另起炉灶，谈何容易。且十里洋场一向是《申报》《新闻报》等老报的基地，要在它们的势力区内觅一席之地，谈何容易。过去如于右任的“竖三民”，近之如张自己的《中华新报》和陈布雷的《商报》，言论不谓不精辟，读者也多叫座，卒以营业不振而先后停歇。胡先生的顾虑，不能说全无理由。记得1934年初夏，张先生曾过汉赴川，在汉停留十余天，住在当时武汉最大的中式饭店——太平洋旅社里，还要我事先打听、约好几家他在鄂的亲戚及侄孙辈。他对我绝口不谈与胡先生有什么矛盾——这是他毕生的美德，从不在背后议论人，以自炫其正确。张与胡发生矛盾，愤而入川的经过，已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