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从1936年4月1日创刊到翌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大公报》只过了十六个多月的苟安生活。这期间，季鸾先生强为欢笑，过了一个五十大寿，很热闹一番。更喜他新娶的两位夫人，都已怀了孕，他中年无子，一直像对先人欠了一笔债。这一下，张氏可望有后，他怀着美好的希望。除此以外，这期发生最大最突然的新闻，是西安事变。记得12月13日那天晚上，我为了发《国闻周报》稿子，提早到编辑部，看张先生已坐在中间座位上，他如此早到编辑部，这是从来没有的，即创刊之初也没有那么紧张，而且时而抓抓头皮，时而站起来不断来回走动，像有满腹的心事。等他又坐下时，我轻轻问：“张先生是否有什么事？大概晚饭还没有吃过吧？”他也轻轻叹口气说：“你大概还不知道，有消息说，蒋先生在西安被扣留了。”我也吃惊地说：“他不是在临潼吗，有什么人会扣留他？”他说：“详情还不知道，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张学良、杨虎城昨晚发动兵谏，要蒋先生答应与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话，千万勿破坏团结，贻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入侵，各个击破。”那时，编辑同仁陆续来到，季鸾先生就踱到他那小房去，下笔写当天的社评了，还不时出来，看有没有外国通讯社续到的新闻。这一天，他到深晚才叫工友到外面买一碗面充饥。 这篇社评，标题就有兀然：《西安事迹之善后》。事变刚发生，就提出“善后”，这表明他对这事件不想谴责或痛快愤怒地责骂一番，而是气急败坏地说：“十二日西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