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记得1947年春节期间，一位朋友请吃“年酒”，我和顾颉刚先生同桌联席。酒过三巡后，他郑重地对我说：“我回顾几十年国内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和广大读者欢迎，成为舆论重镇。它的销数不必是最大的，但代表公众意见，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辛亥’前后的《民立报》——包括《民呼》《民吁》，民国初年狄平子主持的《时报》，‘五四’前后的北京《晨报》，2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公报》，当前（指抗战胜利以后——作者注）的《文汇报》，都起了这个作用。希望你们精益求精，继续前进，不负众望所归。”他这番话，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应该说，也是大体上符合历史真实的。当然，他那时没有看到过红色区域的报纸。 这中间，《大公报》所占的权威时间最长——从1926年9月至1945年10月，在国内外的影响也最大——1940年曾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授予奖章，认为是东方最优秀、最严肃的报纸。它的成功，谁都知道，主要是靠张季鸾先生那支笔，其次是胡政之的经营、吴鼎昌的资本以及全体同仁的努力。他的笔，包括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题，以及由于他的特殊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特新闻，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他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 我是从《大公报》跨进新闻界大门的，从学“场面”到生、旦、净、末、丑，直至最后“挑大梁”，都是在他和政之先生的细致指导和严格要求下逐步学会的。而且，在他的晚年，肺病已发展到末期（当时还没有肺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