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法家之兴起及其事业
《中国哲学十九讲》·牟宗三
在前几讲中我们已经说明先秦诸子都是针对周文疲敝而发,儒、道、墨三家均是如此。墨家在后来未起作用,因此重要的就只有道家和儒家。就周文疲敝是当时一政治、社会的客观问题来看,儒、道两家的态度大体是不中肯的,也就是不相应的,因此不能解答周文疲敝这个问题。虽然不能解答此一问题,但儒、道两家又启发出另一面的问题。 儒家在中国文化中所担当的是“立教”的责任,所以转而向教化方面发展,这就开出了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道家的层次与接触的问题与儒家相平行,但道家在中国文化中属于偏支。虽是偏支,但道家亦在人生之基本方向上有所决定,因此对后世亦有很大的影响。儒、道两家都能决定一个人生之基本方向,而其间的差别即在:儒家担当“教化”的责任,所以教的意味重;而道家教的意味不重。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基督教是维持西方文化的最高纲脉,在这意思上,我们说儒家“教”的意味很重。佛家亦然,虽然佛教在印度未取得婆罗门教的地位,但一般地说,对人类的精神生活而言,它教的意味是很重的。道家则教的意味轻而哲学的意味重。 就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中国的科学传统始自《尧典》所说的羲、和之官(1)。羲、和是天官,所掌管的乃是天文历律数等,演变而为后来的史官。《周礼》说史官有两方面的职责,即“掌官书以赞治,正岁年以叙事”(2)。“掌官书以赞治”就是掌管官书(官方的文献)以赞助政治。这就是后来中国“史”之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