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十九

三十、辜负潮州父老 一个好哲学家，同时必然是好教育家，可恨我二者都不是。 当一九二〇年，我在法国大学结业时，由潮州各属的议员联名聘为潮州金山中学校长(1)。这间中学拥有丰富的产业，又素以腐败著名。当时执省政的陈炯明极想把它并入官办。但潮人恐归官办，校产必为官僚所吞食，一如以前的韩山师范学校一样，所以潮属议员对陈的提议拒绝，而仍主张照旧一样为公立，而以我这个潮州第一个博士为校长做“挡箭牌”。我因为潮人的关系，就即答应，但只许暂住校数个月短期，目的专为整理腐败的校务后，即行离去。 当船到香港，例须入广州领校长的文件，我在船上用一些旧纸写上许多条陈，其中最突出的为限制人口，提倡避孕一件事。把这些条陈当面交给陈炯明，我这个校长的地位就即动摇，因为陈的子女成群，又见我所写的纸张字句都极潦草，不是如当时上大都督的那样整齐严肃的文书。他事后向那位力保我的潮属议员兼财政厅长邹鲁说，张某恐如你那位侄儿吧？邹的侄儿是美国留学生，归国后犯神经病。陈意是指我或许也有神经病的，所以他不想任我为校长。但那时地方势力极大，我仍然以潮州公众名义的聘请，走马上任。 到金中后我大行整顿，辞退了许多素来声名不好的教员，聘请许多好教员。可是大风潮也就起来了。那些被辞退的教员，暗中勾结一些学生，借故就在校内对我动武，向广州打电报及发传单，说我有神经病（迎合陈炯明的词句），又诬我为“卖春博士”（指我在汕头报提倡避孕节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