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新杂谈

今天我拿到《周刊》第六十八期，看见中间有张云君与友人论白话文的通信。他讲的话，我都是十分赞同。 我现在对于“繁简问题”还要讲几句话： 现在反对白话文的人，他们的论调种种不同。我耳朵里听见的，以“白话用字繁，不及古文之简”这一类话为最多。张君说古文所以简的缘故，是因为他的构造笼统，粗疏，含糊；白话所以繁的缘故，是因为他的构造分晰，精密，朗畅。这真是很精当，很确实的判断。我以为简的文章，不但意思笼统，粗疏，含糊；即揆之文理，亦多有不通的地方。 中国现在存留的最古的文章，不是《尚书》吗？就第一篇《尧典》而论，从“曰若稽古帝尧”到“黎民于变时雍”一段，是后代作史的人追记尧的名字和他的什么“圣德神圣”，所以说“曰若稽古”。“乃命羲和”以下，是叙尧改的政治了。“命”竟没有主格，照文义看来，倒好像和上文一气相承。这种晦涩欠通的文笔，到了左丘明就改良了，到司马迁就更没有的了。但是《左传》比《尚书》繁，《史记》比《左传》又繁。《左传》因为嫌《尚书》的“粗疏”，他要做的“精密”一点，因此就繁了。《史记》对于《左传》也是这样。 记得前几年，吾师章太炎先生说：“《尚书》中《甘誓》一篇，文理实在有些欠通；第一句‘大战于甘’，竟不知谁和谁战；第二句‘乃召六卿’，也不知是谁召的；第三句‘王曰’，才算出了一个主格；直到第六句‘有扈氏威侮五行’，才知道是一个什么‘王’和一个什么‘有扈氏’打仗。但终不知道这‘王’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