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新与青年救济

芝园兄：来信所说的话，实在痛切得很。中国自经一八九四年，及一九〇〇年两次打败在外国人手里以后，偶然有几个人讲了几句变法革新的话，于是政府和社会两方面为遮羞计，勉强开了几个不伦不类的学堂；还有极少数的人说，文章也该革命，于是才有了一种所谓“报馆体”的文章；从《时报》起，才把那些《西政原于周官说》的论文题目，“祝融肇祸”、“瀛眷北上”、“京华冠盖”、“羊城异俗”等等四个字的纪事题目变换。其实于革新的根本上还没有讲到。不料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后，上有袁皇帝，下有一班死不尽的遗老、遗少（什么叫做“遗少”呢？现在有一班二三十岁的少年人，或学老前辈的样子，做什么书的“考证”，什么书的“札记”；或则想做大文豪，学蒲松龄的烂调文，王次回的肉麻诗。这两种人的文章里，照例用干支纪年，阴历纪月日，籍贯必须写满清时代的旧地名，神圣曾左而尽贼洪杨，追念满廷而咒诅民国。他的年纪“少”而未“老”，他的资格本不配“遗”，而妄欲自命为“遗”，这便叫做“遗少”），大倡“复古”之论：说什么“世衰道微，人心不古，非昌明圣教，遵修旧文，不足以挽将丧之斯文，回既倒之狂澜。”于是一班做投机事业的新书店，赶紧印什么“诗话”“文集”，一班剪了辫子的半边和尚，趁这机会混到中小学校里去教国文；其效果，竟至有堂堂中华民国的中学校学生，听见人家称伦理学为Ethies，会大大的生气，骂人家不爱国。老兄！你说“全国中小学生现仍在倒悬之状态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