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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昨天畅谈，恭聆高论，不胜钦佩！ 现代教育的通病，在于轻视个性，只顾大量生产。因为过分注意大量生产，所以教育机关不能不定个课程大纲，然后由各书局聘请专家，根据这课程大纲来编辑课本。结果，这些大量生产的课本，少数天资颖悟的学生觉得不够味；少数资质迟钝的学生也觉得活受罪！ 记得幼时在私塾读书的时候，老师是按每个学生的程度的高低，工作的勤惰来授课的。敏而好学的学生多读些，愚而懒惰的学生少读些，谁也不会吃亏。后来，拜李馥园先生为师，他是分组教授的，每组五六人，他讲《纲鉴易知录》，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学生也进步神速。 谁也知道，三百年来英国教育的发达，主要的是得力于导师制度，学生有机会质疑问难，发表个人的意见；久而久之，他就变成有创见、有胆量、有才华的通人。导师制度或分别小组的指导，将使学生受益很多，但是，这种办法未免要多花钱。 美国班那教授在他的大作《高等教育的危机在经济呢或品质呢？》那篇论文里，极力推崇英国的导师制度的重要性。他说，一个学生跟导师面谈一个钟头，比较上课12个钟头得益更多。他这话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他的理由。 英国的两间老大学——牛津和剑桥——每年上课的时间不过20星期。因为大学是采取启发式而不是填鸭式的方法，所以学生须自动地用功。但是，学生并非暗中摸索，因为每个学生必须跟一名导师。导师多数从本校的优秀的毕业生中遴选出来，他们驾轻就熟，对于学生的优点，了如指掌。那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