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xx： 牛津和剑桥，各有千秋。就汉学而论，牛津出了一个理雅各（james legge），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剑桥出了一个翟理斯（h. a. giles），写了几种很有分量的中国文学史和传记。在史学方面，牛津出了一个汤因比（a. toynbee），花了三十年工夫，完成一部《历史的研究》。剑桥出了一个李约瑟（j. needham），他计划中陆续写作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将达十一厚册。 燕京大学很荣幸，同时有两位校友分任牛津和剑桥的教席，时间都达十几年之久。吴世昌兄的《红楼梦探源》和你的《四川考古学》，已经风行一时，受各国士林尊重。 日前阅读东南亚华侨问题专家巴素博士（dr. v. purcell）近著《中国》，里边盛称大著《中国考古学》（archaeological china）。正想念间，忽接到你寄来该书第三册《周代的中国》（chou china）。这几天来，夜以继日地一口气读完，得益很多，现在略述感想如下。 法国的两位历史学家郎古莱和赛诺巴合著的《历史方法论》，开宗明义就坦白地指出：“没有档案，没有历史。”但是，一谈到档案，古代既嫌太少，现代又患太多。因此，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多数失之简略，偶尔有一些大部头的著作，主要的是考订材料的真伪，学派的源流，其中辩论的部分多过叙述，叙述的部分多过分析。此外，旧式的学者，多数只会写笔记，不懂得归纳和演绎，把所有材料，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