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的学校生活

1952年4月为台死市《当代青年》写 可怜得很，我的学校生活，一共不满五年，比诸规定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的六年还有不足。 我出生之年，在前清光绪十四年，在民国前24年，当公元1888年。那时候科举还未废，新的学校刚要萌芽，但是读英文的风气却颇盛行。假使我是生于屡代书香之家，至少还来得及考几场童试，要是够得上幸运，或者还获得小小的“功名”。假使我是生在那时候所谓“洋务”之家，我或者会入各级的教会学校肄业，要是够得上幸运，或者还会出洋留学几年，捞得一个学位，回国后还赶上一条捷径，猎取洋翰林洋进士的荣衔。可是我家自从记忆所及的远代以来，没有一位祖宗不是种田的，只有我的父亲童年随亲戚长辈远赴上海学生意，毕生置身于商界。甚至从近人所编的《香山诗选》（我的原籍广东中山县，旧名香山），其中所选宋代以来邑人的诗，我的本族人士作品膺选者只有一首，是明代我的一位远族祖所作，他只是一名岁贡生。总算到了清光绪间同族产生了两位秀才，一是我的一个叔祖，一是我的大哥。我家居然出了一个秀才，真是破天荒的奇事；但正因我的大哥破天荒成为秀才，却又不幸于21岁的青年早逝，使我父亲受了风水之说所影响，尤其是爱子情深，不愿我蹈覆辙，因此纵然不必强我沿袭屡代的田间生活，至少要我跟他走人商业之途。其次，我的父亲虽久居于洋务中心的上海，却不是当时之所谓洋务人物，也不是基督教或天主教信徒，便没有想到使我入教会学校。 此外，还有一个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