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同治朝之外交

国际关系之剧变 咸丰十年（一八六○），《北京条约》成立，并互换《天津条约》，中国国际关系为之根本改变。其明显之例，一则使馆许设于北京。中国向无此例，君臣多所顾虑，莫不认为重大损失，坚持反对，换约启衅，多由于此，败后始肯承认。其他各国遣使来华缔订条约，中国许其享受特殊权利，犹不允其公使馆早日设于北京，殆以为数年后，洋务转机，列强已设之使馆尚可取消也。一则商埠增加，数近二十。列强多于商埠设置领事，外商贸易之机会大有进步，且可持一护照游历内地，先进国原无商埠，外人持有护照入其境者，经营商业，或游历城镇，固无区域之限定。中国囿于历史上之传说，不能一旦全国开放，然视旧日进步多矣。 外交官署 自英、法联军入京，外交上之事务繁多，理藩院管理属地王公封爵朝贡，及与俄公文往来，礼部管理藩国朝贡，朝廷并无适当之外交机关。南京条约而后，两广总督奉旨兼钦差大臣，办理交涉事宜。外人信其奏报类多误解事实，尝使人北上，投递致军机大臣照会。清帝则称内臣不问外交，外使乃有照会皇帝者。至是，恭亲王主持和议，条约先后成立，而办理善后事宜尚无官署及负责之人员。王请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宗许而从之。衙门于咸丰十年冬成立，简称总理衙门，或称总署，初有大臣三人，后则增至数倍，人数不免太多，责任反不专一。外省交涉大员，朝廷初欲两江总督兼办南方交涉，曾国藩力持不可，因设通商大臣于上海，以前巡抚薛焕充任。薛焕后请辞职，改命总督兼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