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内乱之平定（续）

捻匪之大起 捻匪之名，起于清中叶，仁宗（嘉庆）、宣宗皆尝下诏严禁，然终未绝。其人多在河南、安徽贫瘠之区域，盖生计困难，铤而走险，乃三五成群，掳人勒赎，为害于乡里也。及太平军攻陷南京，安徽沿江一带为两军战守之地，内地城邑防兵空虚，官吏无法维持治安。于是淮水一带，捻匪大起，良民不得安居，畏之甚于畏官。其人原为地方之无赖，熟悉本地情状，所谓聚则为匪，散则为良。官兵固不能久住一地，而予良民切实保护，况时有战争，官吏无如之何耶？捻匪初肆抢劫，并无祸患，不肖者为利所动，人数增多，忠厚者非通匪亦无以自存。地方人士初为防匪之计，创办团练，团丁仍多无赖，甚者与匪相通。练总渐而扩张势力，雄霸一方，苗沛霖则为明证。苗氏为寿州练总，受天王封爵，又缚送陈玉成于清军，后更攻击清军，兵败而死，于此情状之下，安徽淮河两岸之地，几成匪窟，转而掠于邻省，重载而回，粮尽再出，有如贸易。 应付之策略 捻匪初为小股土匪，头目繁夥，其最著名者，当为张乐行、李兆受等。头目各据一方，不相统属。太平天国为牵制清军之计，封以高爵，捻众故亦留发不剃，清廷派员督兵讨之，未有若何明显之效果，改用招抚之策略，苗沛霖授官，李兆受归降，皆其例也。顾清军之力不能胜之，降众心无所惧，仍可复叛，且当战事方急之际，官军饷银已无着落，更何能另筹巨款，安置降人，或发给军饷？降捻照旧打粮勒索，问题仍极严重。咸丰十年（一八六○），三国北京条约成立。僧格林沁奉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