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节 从语与文之关系略记唐代俗语

王念孙、引之父子首唱古文寄于声不寄于形，俞樾奉之，余以此为清代经生唯一之最要发见。然王、俞只引其绪而未探其源，近数十年甲文叠出，寄声之条件是否亦适用于甲文？制字之初，如果六书说无误[130]，则明明注重字形，何以“古文”[131]应用反偏向寄声？抑寄声说言之有物，证诸周金，益无可否定，夫寄声乃拼音文字之主要条件，何以适用于我国之非拼音文字？我国文字之构造，在甲文中“象形”占重要成分，转入周代，则象形不复显著，最占比重的乃为近世所谓“形声字”（此之“形”实指“会意”及“指事”言之，与“象形”之“形”，臭味不同），盖汉语单音，而且能拼出之音为数无多（见最近拼音统计），远远不敷社会发展之用，故往往一字可读两个或两个以上之音；比如知、知（智），从、从（从者），妻、妻（“以其兄之子妻之”之妻），女、女（“女于时”之女），同是一字，而由于读音不同，呈义遂别，此寄声之证也。“于戏”可读如“于呼”，“惛”（即昏）可读如“闷”，“曝”可写作“bo𠮭𠮭𠮭𠮭”[132]，两个字声符迥异，而发音却可相通，此非寄形之证也。求其原因，当无非初时制字尚少，故而有此通融，及社会日益进步，远远供不应求，“形声字”遂乘时而大起；例如“匋”或“陶”可读如“陶唐”，亦可读如“皋陶”，换言之，“陶”“窑”原可通用，然究属不便，故“从声”之字，则扩为“窑”“摇”“遥”“瑶”等以区别之，其重点还在于寄声。概言之，周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