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選者序

王雷泉 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思想界，處于萬花筒般的動蕩劇變中，要找出能轉時代潮流而不為時俗所轉的大思想家，委實不多。在長江流域，先是在下游的南京，抗戰期間轉移到上游的江津，存在著一個特立獨行的佛教知識分子集團。他們以殉道者的精神，過著近乎苦行僧的研修生活，探討著終極的佛教真理，卻公開宣稱"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與一切迷信和獨斷無緣。在一個義利不辨、師道不行的時代，他們高揚師道的價值，終生獻身于師門事業，前赴後繼，薪盡火傳；然而，為了求道的真實和學術的尊嚴，以"依法不依人"的磊落胸懷，敢于修正師尊的思想。他們終日與青燈黃卷相伴，對數千卷佛經進行了最嚴格的校勘，卻敢于對師尊和自己藉以入門的《楞嚴經》、《大乘起信論》等經典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在回到唐代唯識學這一表面看來極端保守的口號下，他們對一千余年來以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為代表的傳統中國佛學，進行了犀利的思想批判。而且把批判的矛頭直指佛教的組織製度，提出"居士可以住持正法"，攪動起二千年來已成定局的僧主俗從格局。 這個佛教知識分子集團，以楊文會（1837－1911）、歐陽漸（1870－1943）、呂澄（1896－1989）三個傑出人物為代表，將中國佛學帶出籠統顢頇的古代形態。在中國佛教歷經劫波，即將迎接下個世紀的曙光之際，人們會再次涌動感恩的心潮，緬懷他們的世紀性貢獻。楊文會，作為一個傳統的佛教知識分子，最先接受西方剛創立不久的近代宗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