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部著作引起了亚洲文化史学家、梵文文献学家及一般哲学家们的重视。 本节是由三部著作所组成的丛书的最后一部。这套丛书的目的在于说明亚洲史上堪称最为强有力的思想运动。这种思想运动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印度斯坦流域，逐渐地扩张到几乎整个亚洲大陆，以至日本和印度群岛。因此，这几部著作讨论的是中亚和东亚的主要思想的历史 [1] 。 本书也引起梵语学家的重视，因为它依据的是完全基于“论”（Śāstra）一类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印度学者的著述，具有特别的梵文学术风格，其中的论证使用了相当特殊的术语，形式非常简洁。对其思想的解释和发挥都保存在繁多的注本和疏本中。本书第二卷收入了一系列分析性的译文。 [2] 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这些相当明晰而又非常精确的术语。 对于哲学家来说，本书理应引起他对一种尚不熟悉的逻辑体系的重视。它是逻辑，但不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认识论，但又不是康德的认识论。 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偏见，即认为只有欧洲才有实证哲学。认为亚里士多德对逻辑的研讨已达极致，认为既然他在这一领域是前无古人的，其后也就不必再有来者。这也是一种偏见。后一种见解似乎正在冷落下去。虽然我们对未来的逻辑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但对逻辑现状的不满却是一致的。我们处在某种改革的前夕，在这样的时刻来考虑这种独立的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陈那和法称正是以这种方法来讨论那些既是认识论的又是形式逻辑的问题的——可能是具有某些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