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xx： 近来在南洋商报副刊上拜读你的大作三篇，不胜钦佩！你的文学素养很深，对于散文更有高度的造诣，今后望你时常惠赐大作，让一般读者开开眼界，诚心所愿。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大公报》是我每天必读的报纸。我喜欢它的社论、专栏特写、各种副刊，以及后来的星期论文，对于那些充满丑恶的血腥的时事新闻，反而不大关心。只因为我所注意的是社论和文艺，所以这无形中给我后来的生活铺了一条通路，让我一路来在社论和散文的写作上，发挥我的肤浅的学识和笨拙的才具。 1935年，我开始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最早的一篇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和资料》，该报的《史地周刊》以全版的篇幅登载我的稿作。那天我刚好从天津回到北京，在火车上几位学术界的朋友就把我的论文作为讨论的题材，一边喝茶，一边谈天，那种乐趣绝对不是以后的三十五年间所能享受得到。 1938年，《大公报》在香港复刊，同学萧乾主编“文艺”副刊。那时，因为抗战关系，我不得不出了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我开始研究国际问题。蒙萧乾的好意，约我撰述几篇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他照例以半版的地位来刊载。须知当时的《大公报》、《东方杂志》、《食货半月刊》，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出版物，都是权威的报章杂志，我有机会在这些刊物发表作品，这等于最有力的介绍信，让我很容易找到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又要仓皇失措地举家搬到越南，投奔我的岳家，准备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