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乡村对控制的回应(二)
《中国乡村》·萧公权
“良民” 前章开头曾提到,中国乡村居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是不同的。笔者还指出,清政府根据乡民在特定时期里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反应,把他们主要划分为两大类。接受或支持现存统治体系的,叫“良民”;其行为和态度对清王朝统治产生威胁的,叫“莠民”“恶棍”或“匪”。我们已经探讨了19世纪中国乡村的突出特点和重要变化;现在,为了进一步检视清王朝乡村控制体系的推行效果,我们要探讨这些类型的乡民是如何对那个环境作出回应的。 塑造“良民”,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帝国体系下所特有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看来最为关键。专制政府总是想要减少被统治者所具有的活力。即使在专制政权真的如父亲般慈爱(如果曾经是这样)的地方,[1]统治者对臣民所产生的长远作用也不过是:“把人有别于禽兽的天赋麻痹和贬低。”[2]在专制政权蜕变为恶政时(它常常如此),芸芸众生连竭力想像动物那样生存的努力也被摧毁了。[3]以“忍耐”和“温顺”性格著称的广大中国乡村居民,为这个真理提供了特别清楚的说明。 中国农民的畏葸,部分是帝国精心设计的政策的结果。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整个复杂的乡村控制体系,是统治者设计出来的,目的在于把害怕权威的观念深深地注入臣民的脑海中,培养臣民安于现状的意愿,防止臣民养成自力救济的能力,把臣民驯化成在政治上无害于帝国统治、在思想认识上迟钝的绵羊。虽然这种政治体系在实际上并未取得其理论上应有的所有成效,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