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

本章为原定计划所无，嗣因第〔六〕章以下分论诸宗，于其彼此相互关系及宗派外之预备的发展，叙述不便，故增设一章以补其阙。所用资料，不免与他章间有重复。又本章务提纲挈领，描出一隐括的概念；其详细情形，或非参考他章不能了解。又诸宗重要人物，他章既有专叙，故所论从略；其他次要人物，或反加详，骤视若繁简失当。此皆为行文方便起见，望读者谅察。（按：分论诸宗稿未成。） 佛教传自印度，其根本精神为“印度的”，自无待言。虽然，凡一教理或一学说，从一民族移植于他民族，其实质势不能不有所蜕化，南北橘枳，理固然也。佛教入中国后，为进化，为退化，此属别问题；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浸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数百年而始成熟，其进行次第，可略言也。 佛图澄 （232～348），晋代高僧，西域人。晋代永嘉年间到洛阳传经，受到当时后赵统治者的重视。 如本篇第一章所言，楚王英、襄楷时代，盖以佛教与道教同视，或径认为道教之附属品，彼时盖绝对无教理之可言也。自世高、迦谶、支谦、法护辈踵兴译业，佛教始渐从学理上得有根据。然初时并不知有所谓派别，并大小乘之观念亦无有。翘大乘以示别于小乘，似自朱士行适于阗后也。[1]然我国自始即二乘错杂输入，兼听并信；后此虽大乘盛行，然学者殊不以傍习小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