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证(1)

一、总论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故于夏、殷之礼，曰：“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孟子于古事之可存疑者，则曰：“于传有之。”于不足信者，曰：“好事者为之。”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取孔子所传五帝德及帝系姓，而斥“不雅驯”之百家言。于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之谍记。其术至为谨慎。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于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谍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