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　坐在火山口

1935年9月4日，他突然从阿摩拉监狱释放出来，这比他服刑的期限提前五个半月。那时他的妻子卡玛拉在德国养病，所以他趁这机会，即刻飞往欧洲。 可是他的妻子已经病入膏盲，药石不发生效力。虽然她又从德国搬到瑞士去治疗，结果仍溘然长逝，那是1936年2月28日的事情。 妻子死后，他好像失掉一只手。为着避免空虚寂寞的袭击，他只好拼命工作，希望从工作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他到处奔走，连一天也没有好好地休息。那时他的女儿英迪拉已经到牛津大学读书，不久之后，又往外地的疗养院医病。他白天一再参加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足迹到处，老是万人空巷，可是晚上回到冷冰冰孤零零的寓所里，又像置身于沙漠或荒岛，为保持宁静的心情起见，他故意不在家里招待或接见亲友。 但是，无论在工作上或心灵上，他一点也得不到宁静。他所负的责任的重大，使他时常觉得透不过气来。他没法子跟各党派各团体发生联系，他甚至跟最亲密的同志不能协调。他既不能为所欲为，又不能阻止人家轻举妄动；一种被压迫被抑制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在团体生活中，他自己显得寂寞孤单，但每次他发言的时候，老是人山人海，引起大家的热烈支持。 欧洲和远东的政局的变动，使他的精神上大受影响。慕尼黑协定，好像晴天霹雳一样，给他一个大打击。同时，西班牙的悲剧，也使他悲愤莫名。当那些恐怖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的时候，他心里总觉得大难快要临头，所以闷闷不乐，而他对于世界光明的前途的信念，忽然黯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