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　创作自由考

三十年代初期，我在广州组织了“普罗作家同盟”，出版《广州文艺》周刊。那时候创作是没有自由的。“普罗作家同盟”活动的结果，是龚明同志被捕入狱，最后不幸牺牲。 一九三三年我到上海参加了“左联”的工作。那时候创作仍然是没有自由的。我的作品经常被检查官扣留不放，或者被检查官改得面目全非。如果你想自己印刷出版，首先是没有印刷费，其次是一出版就被禁止、没收。你想把自己的作品送到人民大众那里去，真是比登天还难。 后来，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情况算是好了一些。也仅仅是一些：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可以，但是暴露国民党就不行；描写军人杀敌可以，但是描写人民武装抗日就不行；描写人民爱国可以，但是描写人民要求改善生活就不行。 到了一九四一年，我到达延安以后，才第一次真正得到了创作自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作家可以描写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也可以描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种种丑恶罪行；在艺术上，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写什么、怎样写、写了给谁看。作家没有了苦闷、忧虑、愤懑和恐惧，感到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到了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全国人民都站了起来，翻身当了主人。理所当然，全国的作家、艺术家都同时得到了解放，得到了思想上、政治上、艺术上的充分自由。 令人惊奇的，是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没有感觉到这种自由。一直到三十六年以后，即一九八五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也就是某人大肆鼓吹没有任何前提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