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今年九月一日起，我和刘宾雁同志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女士和她的顾问保罗・安格尔先生夫妇之邀，参加这一年一度的国际作家盛会。出发之前，我顾名思义，打算来美国以后，可以安静地写出一本剧本来。《剧本》月刊的主编凤子同志早在两三年前就“将”过我一“军、“你为什么不写一部现代题材的戏？是怕犯错误么？”我这人是不服输的，便说：“我怕什么？不死，一定写！”但海口不可乱夸，一九八一年改编了《阿Q正传》，混过去了；这一九八二年该写了吧，何况到美国后可以排除许多干扰，不写何待？可是为了出国，从春天起就忙于事务上的准备，对剧本无暇顾及，连个题材都没有考虑好。行前改变主意，还是写《太平天国三部曲》中的一部，即改写关于石达开的故事吧？因为我在一九三六年初写的《石达开的末路》在“文革”中被判为“反共”之作，而且说我是“反共老手”，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改写它：可以自我平反。但是写它要携带大批资料，又不可能。到美国以后，才知道这三个月中在爱荷华只有七十八天，另外时间要去东、西海岸游览。而我在这七十八天中又两去芝加哥，一去洛杉矶，费了半个多月时间。而在爱荷华也是“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的，难于安定下来。于是改变计划，写点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吧。说到回忆录，我又犯难。北京出版的《新文学史料》，原是本好刊物，我起初很爱它，比如茅盾同志的回忆，单作为史料来读，就获益非浅！但是近来写的人多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