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清詞之結局

自常州派崇比興以尊詞體，而佻巧浮滑之風息。同治、光緒以來，國家多故，内憂外患，更迭相乘。士大夫怵於國勢之危微，相率以幽隱之詞，借抒忠憤。其篤學之士，又移其校勘經籍之力，以從事於詞籍之整理與校刊。以是數十年間，詞風特盛；非特爲清詞之光榮結局，亦千年來詞學之總結束時期也。 莊、譚而後，主持風氣者，有王鵬運（字佑霞，號半塘，又號騖翁，廣西臨桂人）、文廷式（字道希，號芸閣，江西萍鄉人）、鄭文焯（字小坡，一字叔問，號大鶴，奉天鐵嶺人）、朱孝臧（一名祖謀，字古微，號漚尹，又號彊邨，浙江歸安人）、況周頤（字夔笙，號蕙風，臨桂人）等；王、朱兼精校勘，鄭、況並善批評；且作詞宗尚畧同；惟文氏微爲别派耳。 鵬運官内閣時，與端木埰（字子疇，江寧人）論詞至契；埰固篤嗜碧山者（《碧瀣詞自序》）；鵬運浸潤既深，不覺與之同化。孝臧爲《半塘定稿序》，稱：“君詞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説，契若針芥。”據此，知鵬運實承常州派之系統，特其才力雄富，足以發揚光大之耳。鵬運論詞，别標三大宗旨：一曰“重”，二曰“拙”，三曰“大”。其自作亦確能秉此標的而力赴之。庚子聯軍入京，鵬運陷危城中不得出，因與孝臧諸人，集四印齋，日夕填詞以自遣，合刻《庚子秋詞》；大抵皆感時撫事之作也。鵬運生平抑塞，恒自悼傷；既彙刻《四印齋詞》，流布宋、元詞籍；復“當沈頓幽憂之際，不得已而托之倚聲”（《味棃集後序》），故其詞多沈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