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四言詩之發展與《三百篇》之結集

詩歌伴音樂舞蹈而俱生，爲人類發抒情感之利器；世界各民族，其文學發展之程序，蓋未有早於詩歌者。《樂記》云：“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漢書·藝文志》所謂“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是也。《詩大序》更暢論其發達之原因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蓋自人類語言開始以來，即有詩歌産生之可能性。沈約所謂：“雖虞夏以前，遺文不睹，禀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宋書·謝靈運傳論》） 在昔文字之制作，未臻於完善，民間有所謳詠，亦僅口耳相傳。《三百篇》以前，所有作品，多出後人僞托，無可徵信，且付“闕如”。周代尚文，始立採詩之官。《漢書·食貨志》云： 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 此種制度，雖起自何王，終於何代，無可稽考；而《三百篇》中所包涵之三頌、二雅、十五國風，即以近人之考證言之，《周頌》爲周代初年作品，《商頌》爲宋詩，《魯頌》爲魯詩，二雅、十五國風，大抵皆作於周代；然論時代則至少亦五六百年，論地域則有雍、冀、豫、青、兗諸州之國，不有專司其事者爲之搜集整理，孰全著之竹帛，被諸管弦？且孔子既有“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記·孔子世家》）之事，則《三百篇》之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