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代之书学

（公元前二二〇五年至公元前二五六年计一九五〇年） 第一节 夏朝之书学 （公元前二二〇五年至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计四四〇年） 夏禹时代，洪水之患已平，且承唐虞之泽，日臻文明，书学自当日昌。陈思《书小史》称禹因九牧贡金，铸鼎象物，故作钟鼎书。象钟鼎篆，此殆钟鼎文之先河；然鼎已无存，书亦不可考矣。衡山岣嵝峰，有神禹碑，计七十八字，相传为夏禹所刻，虽韩退之刘禹锡有诗以咏其事，殊不足信；原碑无存，为杨慎升庵摹释，其字与大篆异，多不可识。冯云鹏《金石索》尚有“出令聂子星纪齐春其尚乙巳”十二字，系摹自《汝帖》《绛帖》，字近大篆，惟不知所出。杨慎《金石古文》亦载庐山紫霄峰石穴中。禹刻凡七十余字，可辨者“鸿荒漾余乃檋”六字，余不可识云云：此皆不足信，姑妄听之耳。 第二节 商朝之书学 （公元前一七六五年至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计六四四年） 商代书学，已甚发达，书法之可得而考者，首推甲骨文。甲骨文，清光绪二十五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之殷墟，又于民国二十一年在侯家庄发掘殷代陵墓，获大龟七版，更为可贵。考古者竞起研究，学书者争相临摹，而甲骨文学，几代碑帖学之席矣。所可惜者，稀世之宝，为外人捆载而去，且著有专书，我国学者尚多借镜，亦可耻可憾之事也。自甲骨文之发现，于书学之收获殊多，据《中国艺术论丛》董作宾《殷人之书与契》，及《田野考古报告》董作宾《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二篇所载，从甲骨上字画之刻漏处，发见其先书后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