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稿成十年前，稿定十年后。 虽非作始功，青灯写如豆。 永念先师故，未欲一字苟。 文事蹙妻儿，生命悬奔走。 对此余长吁，欲覆恐无瓿。 这是一九四五年二月我题拙作《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一首旧诗，没有什么诗味，权且用来作个话头。 这本小书，原是我研究院毕业论文，属稿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九三一年，脱稿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寇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的一九三三年，诗所谓“十年前”，便是指的这段悲惨的时候；“十年后”，是指我将论文修改出版的一九四三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的第六年。那时我在昆明西南联大，为避日机轰炸，住在城南二十里的跑马山，没有电，没有煤油，真是一灯如豆。为了一家生活，我有课即兼，不论大专中小，也不计远近高低，全凭两条腿，生命也确是悬诸奔走的。 于今已是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连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切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呢，也居然活到七十七岁，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继续工作下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添瓦，还居然能看到这本小书的重版发行。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不敢也无从梦想的。 对于先师黄晦闻先生，我是服膺的，也是感激的，但并非单纯地为了他的学问和对个人的私恩。 [1] 有这样一件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黄先生从城里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