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教学生涯六十年

传统的中国乡下人相信“耕读传家”，意思是说这两个职业都较为稳定，且有久远的价值观可循。这话在我身上算是应验。相对于研究领域的多变而言，我的教学生涯始终较为稳定。我1932年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担任社会学系的助教。那是个半时助教，主要还是以研究为主，同时帮助教授辅导学生、组织讨论、查找资料、准备课程等。当时许多高年级课程的教学中都采用讨论课程或讨论班的形式。 抗战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资力量很强，也有许多学术贡献。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前后，系里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开设的课程有吴文藻讲授的社会人类学、家族制度；赵承信讲授的社区调查；拉德克利夫—布朗讲授的比较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班等学程。我就做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这两门课的助教，一面协助教学，一面在他指导下进行农村家族研究。社会学系出版有《社会学界》10卷，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界著名的刊物之一，担负的差不多是中国社会学学刊的使命。《社会学界》刊载的文章对西方民族学理论有较多介绍，且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时出过专刊。 林耀华在田野留影。 1941年底回国后，我先到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授。当时的学生“崇美”思想比较重，我又刚刚从美国回来，所以很受欢迎。我讲述一些新的理论，介绍美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新进展。有时还在授课之外应邀做公开讲座。每次讲座都有许多人参加。云大附近的西南联合大学等学校也有学生前来听讲。与此同时，我也到设在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