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族识别与民族学的实践

林耀华在云南做调查时。 第四章开头时说《从猿到人》到《原始社会史》出版那30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段插曲，所以把它单独提出来讲述。当时的思路是：我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少数民族研究，是我回国后在成都燕大分校社会学系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自然延伸。现在真要述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研究了，我又觉得这样安排未必妥当，因为这段时间的少数民族研究，跟先前已经大不一样。先前是我自选题目，按自己理解的方法去实施。这时呢？从教学到研究，我都成了一个更大棋盘上的棋子，要接受统一的调度。当然，从结构—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上讲，我以前也不过是个棋子，无形中受到社会需求（还有我自身需求）的调度。但那时我还算半个下棋人，可以估量下一步该往哪里走。现在社会场景大变，棋盘大变，游戏规则大变，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棋盘的哪个位置上，因此也不能选择该走哪一步了。简言之，除了教学之外，我后半生的学术研究都是插曲。当时的彷徨迷茫难免导致现在叙述的线头零乱。我一时理不清，只好这么顺着说下去。现在要讲的，是我参加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经历和所做具体工作的大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原有的学术队伍经历了一次重组。原先在与国民政府关系较为紧密的官办研究机构工作的学者，如中央研究院的一些前辈师友，多数迁往台湾。这对中国内地的民族学人类学队伍，是一次很大的“出血”。除开元老级的李济先生不算，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卓有成就的凌纯声、卫惠林、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