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猿到人的研究》与《原始社会史》

在开始讲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的民族研究之前，让我按时间顺序加进这一章的内容。我一生的学术活动多能与燕京大学的教育串成一条线，唯独这段内容游离出来，自成一体。这种游离是我的性格与社会环境互动的写照，当然也与我在哈佛大学受过的包括体质人类学在内的四分科人类学教育有关。 留学哈佛时，我曾跟随著名体质人类学家胡顿（E. A. Hooton）学习过体质人类学。那是一门过硬课程，考试内容包括闭眼猜手里摸到的人骨。我在这门课上投入的精力较多，学得也还不错，因而保持了关注这一领域学术进展的兴趣。因为个人感到获益良多，所以在此后的教学生涯中，我一直注意“生物—文化”两手抓。只要有条件，就尽量按四分科（体质、语言、考古、民族或文化）的人类学模式组装课程。5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是如此，8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原研究部）基础上创办民族学系还是如此。在这方面，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工作的两位老友：吴汝康教授和贾兰坡教授都帮过我不少忙。特别是吴教授，50年代和80年代都应我之邀来给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们讲过课。这是后话。 从美国回国时，体质人类学在我头脑中还是个新的知识板块，因此总想有机会试试身手。但因当时抗战正酣，我所从事的研究主要在社会文化方面，所以除了1943年《凉山彝家》考察中为搞清黑彝人种问题做过一些体质测量外，没有发表过什么论著。那些年的时间主要用在研究西南少数民族上。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