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大约是一九二七年的三月初的时候，汉口后花楼独安里的一个军队住扎处内面，出现了孙丘立的姿影。他暂时的一进一出，都受着营内的那些从不曾出过操，更不曾打过仗的军队的尴尬的视线，而他对这些腐败到极点的黑色制服的家伙，也暂时不能不取一种戒心。他知道与他同时派到“保卫队第一队”去的一位同学，刚去接事时，便被几个原任的分队长一阵拳头和板凳，打得躺在营内，动弹不得，而且事后也无从捉拿凶手。他被派进来的这“保卫队第二队”，虽因为他是补的分队长的缺额，还不曾对他用过全武行，但原任队长则老是不正式地发委任书与他，使他整天不清不白地躺在队里无事可作。…… 这一天，他也闲得腻极了；队里除了听得着吹吃饭号而外，便只有那些流氓队伍的拖鞋响，和偶然哼来的京调声。 他望望他的房间，房间是空洞而黑暗的。杉木板子隔成的墙壁上敷了些旧报纸，潮湿的地板已腐烂了几个大洞。靠左壁是一个小得可怜的茶几，茶几上一把瓦壶呆呆地坐着，让两个土杯子死守住它的嘴子。两只板凳上搁了几块杉木板——算是他的床，床边一只网篮叠在一口藤扁箱上——就是他的全部行李。 至于他自己呢，则身上的一套不合式的西装已经皱得像猪肝，一件洋布衬衫当然也污脏得不成样。为着要从海道通过上海的原故在广州特别丢了灰布军服，在朋友处临时凑成了这末奇怪的一身，但一直到了汉口，还无法换下，而这想来也是受着那些兵士侧目的原因之一。 外面，从早上就下着的蒙蒙雨，这时仿佛停止了。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