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佛曲

一 引子 民国十四年的夏天，我偶然翻阅《隋书·音乐志》，看到纪龟兹人苏祗婆（Suvajiva？）传来琵琶七调的一段话，觉得其中所有相当于中国羽声的般赡调，纯然是一种梵音，当时心中以为苏祗婆所传的七调，大约是出于印度。随查荻原云来的《梵汉对译佛教辞典》有Pañcamah一字，释义为等五，又为第五及第七两音，Pañcamah一字译梵字为汉音就是般赡。后来又得读A.H.Fox-strangways和H.A.Popley两家论述印度音乐的书，并把唐代十部乐中的乐器加以比较，愈觉我的假设颇有根据。于是搜集一些别的材料，综合起来，写成一篇《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发表在民国十五年六月出版的《学衡》第五十四期上， 说明苏祗婆所传来的琵琶七调乃是印度北宗音乐（Hindostanic School）中的一派。那时不知是那一位朋友远远地从云南寄了几期《澎湃》给我，在十三、十四两期中得读徐嘉瑞先生所著《敦煌发见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一文， 因此我于南卓《羯鼓录》所纪诸佛曲调而外，知道还有许多有宫调的佛曲。不过徐先生文内未说那些有宫调的佛曲，出于何书。罗叔言先生的《敦煌零拾》中收有俗文三篇，罗先生也漫然定名为佛曲。我那时没有过细研究，又没有将徐先生所举有宫调的佛曲寻得出处，便也循罗、徐两先生之误，以唐代佛曲与敦煌发见的俗文变文之类，混为一谈。所以在《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一文中附带论及苏祗婆琵琶七调与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