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当了教师

一九五六年一个寂静的夜晚，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消息，顿时心潮起伏，半夜不能入睡。于是，我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参加工作，我信中的话写得极诚恳的，但我想他在百忙中不一定会关心到我这样一个极平凡的人。一九三八年春天，在武昌，我和郁达夫请周恩来和邓颖超吃饭。彼此虽系初见，但谈得很高兴。这件事已过去了十八年，我对周恩来的人品、风度、音容笑貌，仍然印象深刻。 过了半个月，新成区机关来了一位工作人员，问了我的近况。之后不久，我收到了北京招聘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中等学校师资训练班”的学习通知。我就按时到徐汇区第四女中报到。人很多，年龄多数在四五十岁。开学典礼的报告中说，这次为学期一年，每月工资四十八元。从此，我早出晚归，按时到校学习。 贤道此时因心脏病在家休养，每天我回家时，他总为我准备了可口的食物，还问长问短，了解我学习的情况。我虽然身体有病，但精神上是乐观的。 一九五六年，我同许广平见了一面。她来上海参加虹口公园鲁迅新墓的落成典礼，约我在苏州河畔的上海大厦会面，久别重逢，她送了我一枚铜质的鲁迅纪念章给我留念，并邀我在她那里吃了中饭和晚饭。 师训班的学习已到结束阶段，上级来调查我们对分配的意见时，我说：“我随便分配到中学或小学都可以，但只有一条，单位要离家近，因为我家中有病人要照顾。”于是，我被分配到六合路的一所小学当老师，工资仍为四十八元。这已是一九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