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

船在海上航行，我的心在苦水中颤抖，脑海中有时在快速地放着环形电影，有时却是空白一片，就在这种情绪中，船到了香港。 在香港的码头上，有周象贤市长和我的表姊在接，把我接到了他们的家中。 他们把我接到家中住下，问我和郁达夫的事，安慰我，陪我出去散散心。我离开新加坡时，随身只带一只小箱子和《星洲日报》总经理胡昌耀先生派人送给我的新加坡币二百元。表姊和表姊夫劝我在香港做几身衣服。我就用了一部分新加坡币换成了港币，做了旗袍、大衣，还买了到重庆的飞机票，一个月之后的深夜，他们把我送上飞机。飞临重庆上空时，已是第二天的黎明。 在重庆珊瑚坝机场，有两个人来接我：一个，是我的老同学刘怀瑜；另一个，是周象贤在杭州任市长时他手下的总务处长，但这个人并不认识我。 当时的重庆，每天都在警报声里过日子。刘怀瑜和我乘小轮离开重庆去白沙。白沙新运纺织厂的厂长是宋美龄在美国时的同学袁宝珠。 白沙离重庆很远，敌机不来轰炸，纺织厂附近有小桥流水，在清晨、薄暮，怀瑜和我漫步在小桥流水间，她给了我极大的安慰。白沙有一所红豆树中学，要聘我去教书，我婉辞了，我想休养一段时间，心灵上的伤痕尚在隐隐作痛。 怀瑜没有结婚，我在她这里住了三个月。 静极思动。我写了信给我在重庆保育院工作的同学章文，告诉她我打算工作，但不想到文化界。章文也是杭州人，曾就读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和我不同班。她向歌乐山保育院的院长胡敦五女士推荐了我。胡女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