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家杭州

自从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这两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已衰，对于各项事物，都提不起兴趣。有时想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就很盼望有一个开支可以节省的安定的去处。郁达夫他亦与我有同样的想法。后来他在《住所的话》里，有过这样的理想：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飘泊惯的流浪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 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秋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游子想乡，飞鸿倦旅…… 我和郁达夫，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是坐四小时火车即能到达的杭州，在从来不关心政治的我的心怀里，认为杭州是我出生、入学、长大的家乡，有我母亲故旧、同学朋友，想象中的最好去处，可以作为我的终老之乡。 当时孙百刚先生曾问我为什么要举家从上海搬到杭州去？我只说：孩子长大了，要上学，而杭州的小学比上海好，一切生活都是杭州方便，所以准备搬到杭州去。但孙先生猜想我们去杭州的原因不光是这些，认为“经济的因素，也占着主要的成分。因为在嘉禾里这几年中，历年达夫稿费收入，除家用开支外，经映霞的运用，相当积储了一笔数目。但在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以后，达夫小说的销路不及从前，生活费用逐年加高，收入反而减少，当一家主妇的映霞，当然觉得有变更计划的必要。其时杭州的生活程度，低于上海，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