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节 边 兵

未进入讨论之前，首须明了初唐时期国际间之大势与夫国防情形之急剧转变。自太宗平定突厥，三方大致无虞，而且边境得突厥诸族之拱卫，非徒无需乎边兵，有时藉其协助，还可向外伸展。高宗中叶以后则不然，始而西及西南受吐蕃之严重威胁，继而突厥脱离，北边复树一劲敌，最后则东北两蕃，亦时思蠢动。为布置国防，大增边兵，自是环境所驱使，绝非主在宿卫的府兵可以兼揽此重任。 吕振羽对此一问题的观点是：“为着加强对被统治者的武装镇压，又助长藩镇制度的发展。[81]”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对立的矛盾，唐代藩镇之祸，完全导源于安史，其原因下文再有论及；现在所欲说者矛盾并非无法统一，如果把藩镇单纯地看成是无可避免之流弊，辩证法的作用岂不是因此而削弱？何况依下文表列，武后、玄宗两朝的增兵，都设在外敌可能入侵之要道，并非设在内地，只说为对人民镇压，也不符合事实。 抑府兵之数，是否足以内巩京畿，外备征御，尤为亟须展开讨论之问题。假依《家传》约六十八万人，只是可能征用之总数，然府兵为番上制，试酌中取八番算之，则同时上直者不过八万人，能否肩负此两项重任，大有疑问。职是之故，不得不取资于别项兵源。朱礼云：“一再传后，府兵内铲，边兵外作，伐叛讨逆，多倚镇兵，此与汉之调发郡国何以异”，（同前引）似憾其不能利用府兵者。但假使不依番例，多发府兵，则必须变制。况一经战阵，逃亡、伤虏复多，禁卫之旅，将益缺额，又何以善其后？而且太宗伐高丽用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