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节 西方乐曲影响于开元声律及体裁从

《实践论》看诗词与音乐之分合 《史记》称《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周代歌谣为四拍子之歌，用构成四言诗之基础[82]，然亦间插二、三言或五、六、七言之句。春秋时列国交际，《左传》屡记歌诗，诗（至少一部分）可以合乐，不成疑问。惟入汉以后，诗与乐乃呈分离之迹。元稹《乐府古题序》云：“《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由操而下八名，……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甿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也。由诗以下九名，……悉谓之为诗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而纂撰者由诗而下十七名，尽编为乐录、乐府等题，……亦未必尽播于管弦明矣。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不复如是配别，但遇兴纪题，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长庆集》二三）其言颇能尽诗、乐分流之理致，申言之，歌唱之诗（即时代较前之“乐府”），至中唐已渐以“长短句”为流行之正体。 西汉作品无多，亦复疑议纷起。东汉之末，曹植及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首享盛名。晋宋之间，陶（潜）、谢（灵运）鹊起。阴（铿）、何（逊）、鲍（照）、庾（信），六朝所重。初唐陈子昂《感遇》等章，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