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 隋对西北之交通

雅材斯基曾评高等学校历史教科书对交通道路之发展，极少注意，（一九五三年《历史问题译丛》一本七页）盖地理交通即文化传播之路线，经济转输之血脉，上古氏族移徙之路径，于历史研究固具有密切关系者。 最近，苏联外贝加尔地区之考古工作，曾发现中国大土瓶一具，认为青铜时代我国人所用之器。（《文物参考资料》二六期八七页）又一九三三年塔吉克共和国境发掘得唐中宗神龙二年（七〇六）河西官吏之文牒及唐代户籍、借券断片各一通。（《唐代文献丛考》一四八—一五一页）按贝加尔湖即汉苏武持节不屈之北海，唐代对突厥族用兵，亦未尝到达其地，土瓶之出现，即使非华人身履北方，亦必朔漠民族自中国携归。简言之，上古初期我国与漠北及西北域已有不见于记载之实际交通，余尝谓两地域之间，后人视为荒远者，在上古人视之，反若颇近，即斯义也。 周穆王西行，最远所至何地，国人考证，已有数家，据我所见，沈曾植说最得其的。沈著《〈穆天子传〉书后》云：“卷四末，里西土之数，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域传》大略相符。所谓自宗周至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以今里法减折算之，大旷原盖今里海、咸海之间大沙漠东迤北至乌拉岭东吉里吉斯高原也。”（据张鹏一《阿母河记》引）自平王东迁，西北阻隔，然秦穆公伐戎王，益国十二，遂霸西戎（约公元前六二四）。波斯王大流士（Darius）磨崖刻碑（约公元前六世纪末），而秦代先世乃有石鼓十碣及诅楚文之精美刻石（约公元前四世纪），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