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一九三四年冬，为了和北方局取得联系，我又到了北平。住在宣武门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北平办起了许多公寓，专供一些校外的游离学生、来往旅客们住。其特点是有许多小房间，一个房间住一个人，门口挂一个牌子，写着旅客的姓名。当时，北平仍然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宪兵三团、便衣特务到处抓人，警车成天在街上呜呜叫。我在北平住下后，一面看病，一面找熟人打听北方局的下落。 一九三零年我在河北搞农村调查时，认识了北平社会调查所的韩德章等人。韩德章等知道我到了北平，就和我取得了联系。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在天津《益世报》编副刊，叫“中国农村经济”，每星期出一至二期。韩德章知道我在西北安村当过村长，对农村隋况比较了解。就约我为《益世报》副刊写文章。我刚到北平，生活无着落，当下也难找到北方局，就答应了。把我在山西农村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篇文章，以张稼夫的名字，发表在《益世报》的副刊上。我用张稼夫的字公开发表文章，意在找党，其实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以后薛品轩来看我。关于薛品轩前面已经介绍过，我们一起在上海社会研究所工作时，就很了解他。此人为人正派，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也了解我们党的一些活动，有时还为党作事，但是当时没有入党的要求。他被解聘以后，通过关系回到北平，在北平法商学院学学习，他看见我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张稼夫三个字，大吃一惊。对我说：“你怎么这样大胆，上海、南京的国民党特务正在找你，你还敢把名字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