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现在再谈谈我离开晋西区党委以后的情况。 我在晋西区党委工作半年多，到一九四〇年九月，中央来电调我去延安。来电很紧急，于是匆匆起程。我走了以后，由龚逢春同志接任区党委宣传部长。我到了延安，开始住在中央组织部，后来移住枣园。当陈云和李富春同志找我谈话时，我才知道中央是调我到上海作地下工作。当时，刘晓同志从上海来延安，向中央汇报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作情况，说上海文化学术人士比较多，要求中央派人到上海协助他工作。中央知道我曾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过，和上海文化界的一些人有过来往，就决定派我去上海。于是，我就开始作赴上海的准备。当时王亦侠同志在马列学院学习。在我的准备工作中，要带一个年轻人。我们就从七月剧社挑了个小孩，原名翟容，改名为张再容，装扮成我的儿子，准备跟随我去上海。我正在做准备工作时，皖南事变发生了。蒋介石的军队大举进攻新四军，形势很险恶。同时，全国各地的反共活动也很猖獗，这就是当时所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地下交通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去上海暂时是完全不可能了。不久，中央成立了城市工作研究小组。康生担任组长，吴德、栗再温同志分工负责北方地区地下党的研究工作，我和马纯古同志分工负责南方地区地下党的研究工作。当时，各地区，包括敌后地下党的领导干部也来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还有一些从各地来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的城市地下党的代表同志。我们就把他们请来，向他们调查，了解敌后地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