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到了上海住在四川路“狂飚出版部”。高长虹不在上海，只有郑效洵在那里守摊子。当时，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要找到党组织并不容易。后来为了维持生活，我把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稿，改写为《中国农民经济问题》交给郑效洵，让他帮我找地方出版。郑效洵就去找潘汉年和张申府。潘汉年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办《革命军日报》时，我经常给报纸写稿，来往较多。张申府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我从北京赴武汉，他还资助过我们路费。那时他也是共产党员，但我并不知道，他们看了我的稿子后，把我介绍给陈翰笙。陈翰笙是江苏无锡人，北大历史系的教授，曾留学美国，和美国进步作家斯沫特莱的关系很好，和苏联塔斯社也有联系，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在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中受过伤，现在是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要在南京建立中央研究院，聘请蔡元培先生任院长。蔡元培和蒋介石有矛盾，不愿意去南京，就在上海搞了个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应付蒋介石，上海办事处的总干事为杨杏佛。此外，蔡元培还在上海办了个国际书刊交换处，同时，又在法租界福开森路办了个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民族学组、法律学组和社会学组，他自己任所长兼任民族学组组长。法律学组组长是王云五，社会组组长是陈翰笙。社会学组的主要任务是搞社会调查研究，特别着重于农村调查研究。同时，上海北新书局的北新月刊也要出一期“农村经济”专号。因此陈翰笙看了我写的《中国农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