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九二三年暑假，我在农校毕业以后，就去了北京。 当时，凡是山西省立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毕业以后，还发给五十元银元到外地参观，回来以后必须到所谓“育才馆”，接受阎锡山那一套反动的培训，合格者才委以各种名目的工作，如县农桑局的实业技师，农事试验场的技术员，个别的还有委任为区长、县长的。实际上，当时许多先进学生都把“育才馆”称作“奴才馆”，不愿意去那里受训。我是学生会的主席，校里反阎派的主要人物，当然不愿意为阎锡山政府办事，领取了五十元光洋去了北京就不回来了了。 到了北京，我想继续求学。学什么，心中无数。不愿意学商业，也不愿意学农业。我在追求、探索救国救民，改变现状的真理。但是，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去总结经验教训，指导下一步的努力方向。读书很多，可是杂乱无章，不知所从。已经二十岁了，仍在万状纷纭的意识形态领域，横冲直闯，徘徊彷徨，没有明确的世界观。一种苦闷的情绪萦绕在我的心头，常常是惶惶不可终日。那时，正是“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北京的各个大学都比较开明，只要不要文凭，哪一个大学都可以进去旁听，只要是穿长衫大褂，进出畅通无阻。我的盲目性很大，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只要有可能，什么课我都去听。我本来学英语，听说蔡元培、马叙伦、鲁迅常去世界语专门学校上课，我也去学世界语。这时，我经济拮据，生活发生了困难。我想用半工半读的办法继续求学，曾计划成立个贩书社，一边卖书一边求学，未料到北京房租的押金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