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自从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大力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到六中全会已大见成效，许多被混淆了的是非曲直问题，得到了纠正，保证了我们党能够继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是一项关系到我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成败的大事，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混淆了的事物，既有现实问题，也有历史问题，既有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也有个人的功过毁誉问题。我亲身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既需要理论、见识，也需要勇气、胆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别有用心的歪曲事实者不乏其人，无知和幼稚的受骗者也颇为众多。对于后一种情况，可以谅解，然而谅解不能帮助受骗者觉悟过来。这个情况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后来者了解革命前辈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中汲取教益，少走弯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历至今萦绕在心头。一批又一批的外调者使得我应接不暇，写了许多证明材料。诸如，山西的青年抗敌决死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战地动员委员会，十二月事变，民族革命大学等许多问题，竟然成了糊涂帐，都来调查。其实，那是我们党在山西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局外人是难以理解的。例如：仅仅为了一个山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问题，外调者问：牺盟会是不是反革命组织？我回答：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组织。外调者又问：牺盟会的会长是不是阎锡山？我回答：不错，阎锡山是会长。我的这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