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许多读者来信，说是羡慕我的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都是人生的快事；可是这话也得保留着一半，许多“快事”，只是在回忆中这么说，至于在现实中，也是苦多乐少，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快意的。我的老师刘延陵先生曾替《思痛录》作序，他说，思痛正如身经百战的老将，抚着身上的创痕，英气勃勃，依然想跃马上沙场去。我的“行万里路”，大部分都是在那八年抗战中奔驰往来的。有时快活如神仙，有时饥渴交迫，还得在泥浆中打滚；有时走得脚肿跟破，几乎要倒下去了。可是，后有追兵，还得赶一站才憩得了脚；这对于人生经验是一种体会，若说是乐事，也不见得。我的《万里行记》，也只是把我自己的感受说给朋友们听听就是了。 我的书房生活，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突然改变了。（以往十多年间的教授与图书馆工作，都丰富了我的史地知识，对于后来的工作颇有帮助。）一改变，便是战地记者工作，如一些朋友所看到的，穿了军服、斜皮带，事实上也有手枪挂着的。说起来，当战地记者也正是富有刺激的生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特殊的机会，让我一个人独占了东战场右翼的军事新闻，便是留居四行仓库那两个月。但是，朋友们并不知道我心目中所羡慕的是谁，只有珂云，她知道我一心一意要到西北极边去，如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那样做亚洲腹地的旅行。我们几乎达成了这一心愿，那时，已经到了洛阳，想出潼关到了西安，再做第二步打算。不意珂云在洛阳病下来了，出不了潼关，仍回武汉…